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占地34,170平方米,内设4,840个座位,馆藏丰富,门类齐全,为教学及学术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源。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由6个部分组成,分别坐落于肯特岗校园内。这6个图书馆皆藏书丰富,积极搜集各种学术研究著作以配合该校各院系的教学和研究之需。
馆藏最主要书籍有:建筑学、营造与产业管理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商业经营学、法律学、医药学、牙科学、理科以及工程科技学等。这6个图书馆包括:
1.中央图书馆
这是一所综合性的图书馆。特藏包括新马文献资料、善本书库及本校出版刊物。为该校人文暨社会科学院、设计与环境学院、工程学院、杨秀桃音乐学院和国大博学计划等单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保障。
2.中文图书馆(包括日文资料部)
它主要以配合中文系及日文系教学和研究为目标,除收集中日文文献资料外,还珍藏海外华人的文献资料及明清时代的善本及手稿等。
3.韩瑞生纪念图书馆
它的馆藏主要配合国大管理学院的教学与研究。以商业管理、财务方面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
4.许春裕法学图书馆
它的馆藏主要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英格兰等国家和地区法律方面的文献资料,其中国际公法及国际贸易法的收藏尤其丰富,主要支持与配合法律学院的教学与研究。
5.医学图书馆
宗旨是配合医学院及牙科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主要以生物医学为主,并特藏新马医学资料库。
6.科学图书馆
主要配合理学院和计算机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藏有生物科学、化学、电脑科学、数学、应用统计、材料科学及物理等方面的文献资料。
“身份认同”和“焦虑”成了施政方针中的两个关键词,社会、媒体和网上的议论纷呈,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关键词。新一代领导层一方面须要建构新的社会契约,容纳多元观点,另一方面也须要防止某些观点的偏激化而造成社会分裂。
政府过去几天相继出台新的S准证与就业准证的政策,提高薪金门槛,旨在为本地PMET(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薪金门槛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政府几年前制定的“公平考量框架”似乎没有发挥实质效果,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地人才在金融业中受歧视的现象变本加厉。新加坡与印度政府几年前签订的“全面经济合作协议”(CECA),原意在于促进双边的人员交流,却没有让国人看到实质好处。
2020年大选结束已近两个月,不论是网上还是民间,针对CECA课题的声讨并没有尘埃落定,反而因国人求职之艰难,而进一步成为“众矢之的”。如新一届大学毕业生不像以往一样,能找到一份理想工作,而是退而求其次找“培训”找“实习”机会等等,不利的形势发展,对国人的士气是沉重打击。
在具国际权威性的QS全球大学常年排名榜中,我国两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排名不断进步。单以亚洲国家的大学过去十年的排名来看,前20名都是新加坡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在唱的戏(2020年的亚洲排名,国大和南大占据头两名),印度没有任何大学在亚洲区域中有杰出表现,更不用说全球排名。
如果在本地的企业(主要是金融业和科技业)认为,新加坡大学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不如印度的人才,那就值得政府深入探讨。我们当从本地大学的素质和国际声誉的角度,审视国人的气馁与挫折感。
新加坡人今天的普遍焦虑,正是美国社会学者波登(Alain De Botton)所定义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他以这个学术用词作为2004年出版一本学术专著的书名。
他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解释“地位”的意义。从狭义来说,那是一个人在族群里的法律或是专业定位,如婚姻状况和军阶都是地位的表示。
广义而言,就是一个人在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
对于不少人来说,崇高的地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崇高地位带来资源、自由、空间、舒适的种种生活享受和好处。
地位焦虑则是一种逐渐加深的伤害,一个人觉得他无法在生活中满足社会所定下的成功定义,而影响到个人的尊严,结果导致一个人以为他现在的社会地位低微,甚至还会继续往下降。
造成焦虑的因素包括:经济衰退、职场的冗员现象和升迁困难等等。
博登《地位焦虑》一书中的描述,对新加坡今日的处境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由于这是15年前出版的书,并未论及今天的资讯科技和社交媒体,如何成为人们宣泄焦虑的平台,并把焦虑广泛地扩散到整个社会群体。今天即使在任何成功标准衡量下的“成功人士”,享有身份地位,也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许许多多人的个人焦虑构成了“集体焦虑”,便是社会中潜藏的消极与不利因素,它会逐渐导致人们对“唯才是用”制度(meritocracy)失去信心,怀疑本地人才的利益在这个原则下被牺牲了。
外籍人才在新加坡奉为圣牛的用人哲学下,占到比本地人才更大的好处。不管这个印象与事实有多大的误差,它已严重地伤害国人的自尊,尤其是在各行各业从业者的工作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地位焦虑的严重性已演变成一个政治课题。博登的书也论及meritocracy制度下所引发的地位焦虑,显示这个问题存在于不同的时空。
所以,政府现在通过行政手段,为新加坡人的饭碗把关,并不违反“唯才是用”的精神,而是为这个体制进行因应时局变化的修理和保养。
除了已宣布的政策之外,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让国人觉得政府已真正把人们的焦虑当一回事,而不是一味采取辩护性(defensive)的方式,重申政府的立场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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