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成功绝对不源于什么“儒家政治”或“威权体制”，而恰恰源于几位开明英国绅士带来的经济自由思想和机制的深厚积淀。
新加坡和最大资源是
地理区位和经济自由
文/多诺万·乔伊
译/禅心云起
新加坡被恰如其分地誉为经济成功的灯塔。它是当今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经济自由指数趋近于顶峰。这个小国面积只相当于纽约市的2/3左右，放在世界地图上，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不点。新加坡不经意间被人呼作“小红点”，这个繁荣城邦口头上的绰号如今已被它本身的民众所认可，尽管这个称呼最初有些贬损之义。
新加坡的例子作为有力证据，表明了经济繁荣与高度贸易自由息息相关。
1971年，英国人为了削减自身开支，将其安全部署突然从新加坡撤走，这让新加坡的早期政府感到惶恐不安。独立后的新加坡早期领导人，真切感受到了本国自然资源有多么匮乏、空间有多么狭窄，开始走上一条坚持以出口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
新加坡的成就归功于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一窥新加坡早期的历史：这一领域在主流话语中基本遭到忽视，却为史学家所广泛探索。对新加坡早期发展的审视，揭示了它自由贸易根基的奠定有多么来之不易，又有多么深厚坚实。
那么，应往前追溯多远?为什么不让我们回顾1819年英国人头一次踏上新加坡海岸时?
奠基始祖
首任总理李光耀是公认的新加坡之父。倘若如此，那么新加坡的奠基始祖就应该是这三位开埠者：建立贸易定居点的史丹福德·莱佛士爵士，莱佛士离开期间暂时掌管新加坡的威廉·法奎尔，还有莱佛士任命接替法奎尔的约翰·克劳福德。
对于莱佛士来说，新加坡有着双重意义：(1)一块打破了当时荷兰人对于东海海上贸易垄断的珍贵英国殖民地，(2)终有一天会成为“东方骄傲”的希望之地。尽管新加坡尚未正式成为英国属土，但正是莱佛士的大胆设想，为1824年克劳福德治下实现这种可能性铺平了道路。
新加坡最大“自然资源”是其地理区位。该岛位于马六甲海峡沿岸一个完美的咽喉要道，处在把西方和东亚连接起来的最繁忙海上航线。莱佛士之所以对新加坡寄予厚望，源于他十分了解该岛的独特地理优势。正如W.G.赫夫所说的那样，“可以把地理当成一种自然资源，在‘优势'土地的意义上，就像矿藏一样。新加坡(一个只有225平方英里的岛屿)的‘自然资源’就是它的地理区位。”
莱佛士充分挖掘了这种“自然资源”，宣告新加坡为自由港，收取最低限度的港口费，并且禁收关税，相较于当时大多数的邻近港口(这些港口饱受横征暴敛、擅变法律和苛重关税等多重限制)，这种另类作法极富吸引力。这个贸易定居点还享有天然的深水锚地，使得深水靠泊这种难以奢望之事也成为了可能。这两个因素使得新加坡港在当时的区域内无与伦比。
非关领土
关乎贸易
在踏足新加坡的同一年，莱佛士的意图在他1819年6月的信中昭然若揭：“我们的目标不是领土，而是贸易;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一个今后可以视情况从政治上扩大影响力的支点”，并推进“财产权和人身权保护下最大限度的贸易自由和人人平等的权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这个贫穷而不知名的渔村开始经历它最激进的转型。
在莱佛士离开新加坡的一年中，这些指令传达给了法奎尔。作为新加坡第一位居民和司令官(在任期间为1819-1823年)，新加坡早期港口在莱佛士这四年的谨慎管理下发展壮大。然而，法奎尔违背了莱佛士的某些指令，合法化赌场、销售鸦片和酒精以增加收入。再加出现其他行政分歧如对奴隶贸易的宽松态度，最终导致两人之间的口角，1823年法奎尔被克劳福德所取代。
和法夸尔一样，克劳福德也享有着莱佛士强烈的自由市场信念，比莱佛士本人还要努力推动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克劳福德维持着免税港，取消了港口费用、停泊税和其他费用。克劳福德还和莱佛士一道，给赌场找到了一个微妙的中间立场，他们选择对其进行管制征税的同时对这项活动予以许可。在他三年管理下，新加坡的贸易和收入引人注目地增加了。
在领导者和商人社区的支持下，无限制移民政策是新加坡早期经济增长和成功的关键因素。结果，许多华人移民被吸引到新加坡自由而喧闹的贸易港口。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新加坡的人口翻了四番。
自由贸易信念
新加坡奠基始祖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经济哲学：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是他们的信念之源。新加坡殖民地的第一批领导人都是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公然展现出经济自由的强大信念，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宣扬和实践自由贸易的“福音”。
在新加坡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自由放任是常态，自由经济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史学家C.M.特恩布尔在她的巨著《现代新加坡史》中写道：“自由贸易原则于1826年在伦敦被东印度公司管委会接受后，又得到新加坡商人的热忱捍卫。自由贸易成为神圣的基本原则，任何对这一原则构成了威胁的冒犯，都被当成商业异端而受到强烈的反对。”
她写道：“莱佛士身上体现出了走在时代前列的激进、理性和人文主义思想。他渴望在新加坡建立的那种社会类型，在许多方面远远领先于当时的英格兰或者印度(…)他在新加坡建起了一个自由港，遵循着亚当·斯密自由放任原则，而当时的英国还仍然是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
从第三世界渔村到大都市的转型，大体上(而且恰当说)应归功于已故的李光耀。然而，新加坡开埠始祖在这一转变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了。在《新加坡史》书中，史学家欧内斯特·丘和爱德温·李同意特恩布尔的看法，并将新加坡早期的成功归功于自由贸易和移民：
“它(新加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个小岛是一块私人企业不受抑制、无羁无束的‘飞地’，它向所有种族开放，没有任何宗教或语言的资格条件。它也是一个自由港。除了1786年和1801年之间槟榔屿的短暂插曲之外，允许贸易而不同时对其征税的想法，当时在东方几乎闻所未闻。西方殖民统治下的港口贸易受垄断、苛税和各种束缚之苦，而本地政府统治下的港口，无论大小，则被严重课税，频受各种勒索，完全听凭统治者的喜怒无常、任性妄为。贸易有时似乎靠仰人鼻息而非受到鼓励。新加坡自由港的地位，吸引了亚洲和西方的贸易商，这是它迅速取得成功的主因之一。”
如果说李光耀缔造了今天仍然屹立不倒的世界一流大都会，那么新加坡经济基础的第一批砖石，则是由创立自由放任体制的开埠先祖们所奠定，直到今天仍然深埋于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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