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国家，新加坡政府担起了国家建设的重任。此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似乎还未把其当做一个主权国家来看待。而在此时，新加坡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国民的团结力，使其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团体。
很显然，国家的结构调整成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1966 年，新加坡设立了《国民登记法案》，该法案将公民和固定居民区分开来对待，向公民发放粉色身份证，而固定居民为蓝色身份证；为了控制劳动力的供应，新加坡引进了《就业法条例> ，规定非公民需申请就业证或工作许可证。这样就迅速而系统的将新加坡公民区分出来。
其次，军事防御也是新加坡面临的棘手问题。
起初，新加坡政府主要还依靠在新加坡的英国军队，以此作为其军事建设的一个缓冲。虽然英国于1963 年在新加坡独立方面进行了让步，但英国还继续在新加坡保持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作为其在亚洲战略布局的一部分。新加坡政府也正是依靠英国的这一举动来对抗任来自外部的威胁。然而，1965年英国却对新加坡宣布了一个震撼的消息：在1968年之前，他们将从新加坡的军事基地撤走所有军队。因此，新加坡便从此开始了建设本国武装部队的艰难征程。
这也是新加坡义务兵团的开端，从1967年起，所有新加坡男性，包括国家的领导人在内都被征选进了武装部队、警察部队或者人民国防军。这不仅是对新加坡军事建设最具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并且通过分享军事训练的艰辛经验，将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聚集在了一起。
建立和保卫国家的完整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过程，但它毕竟还只是个技术特性的挑战。而一个民族的建设就是完全不同特性的挑战了，在后殖民时期，新加坡于1965年所诞生的国家主义者的环境下，巩固国民的归属感也是国家领导人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课题。
当时新加坡的人口组成为：移民和移民的后代、在此居住和工作的人以及曾被英国殖民当局批准入境的人民等。这些人具有不同的语言、历史以及文化背景，并且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要想有效控制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就需要一些社会凝聚力的形式来实现，新加坡的领导人们想到一个建立民族意识的方法，而这种意识的基础就是分享共同的经历。
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实行的3年军事占领，在1965年这仍然是一个刚刚过去的事件，最适合被人们用来追忆与分享。这是新加坡各种族共同经历的磨难，因此这样的经历可以被铭刻到各民族的记忆中。这一代人死后，同样的经历还可以作为其民族主义以及独立之路的追忆起源。1965年之后新加坡政府还立即建立了几大关键准则，这些准则则有助于树立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分别为：人民行动党获得平等的权利、建立精英领导的制度、提倡多种族和睦相处以及接纳多元文化等。这些准则很快被马来西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注意，并认为这是一种对马来西亚土著民族权利的威胁。然而，此时的新加坡已经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所有新加坡的领导人，都是人民行动党的成员，他们有权利为自己的民族设立这些准则。新加坡也从此获得了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平等权利。
1960 年Albert Winsemus博士带领的联合国调查代表团首先提议将裕廊的红树沼泽发展为工业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吴庆瑞(Goh Keng Swee) 博士所领导的经济发展局便开始将裕廊作为工业区进行开发，并且在1967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开发。到九十年代裕廊在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工业区的典范。本照片为Goh博士(左起第三个)和车库，在检查裕廊的发展情况。
新加坡政府在对其公民培养一种新的国家意识时，所实施的最基本的措施就是"组屋"计划，该宏伟计划的目标是： 解散所有的老城区和各民族的集中居住区，进行城区的重新建设和规划，再依据各种族所占国家人口比例严格限制每个组屋区的居住比例，让人们在新建的组屋区重新定居。目标就是把人口按统一的风格进行分布，并且阻止少数民族聚集地和与其相伴随的种族分歧。
大规模的组屋计划还有其他的目的。因为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居住的区域生活设施和公共设施都比较差。重新安置计划让新加坡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这些住房不仅拥有高标准的基础设施，同时政府还以补贴性价格卖给居民。组屋计划极大地提高了新加坡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是，也让新加坡人民感觉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息息相关。新加坡领导人发现，这种利害关系不仅让新加坡人有更切实的归属感，还激发起他们在危急关头保卫自己国家的责任心。
国防部部长吴庆瑞身穿新加坡炮兵荣誉上校的军装，正在检阅人民国防军的结业演习。为了向其他新加坡人展示国防的必要性和鼓励更多人参军，一些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行政官员也自愿应征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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