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这个字，在新加坡让人联想到的首先就是婴儿出生率。前几年连续的人口负增长，使得新加坡政府把婴儿花红（baby bonus，发给新生儿父母的现金奖励和其他津贴）越提越高，带薪产假越延越长（如果新生儿是新加坡公民，母亲有 4个月的带薪产假，其中 2个月由政府津贴；如果不是，母亲也有 2个月的带薪产假），父母扣税也扣得更多了（从以前的只有头 2个小孩在成年以前可以帮父母扣税，到头4个，再到现在所有的小孩）。但种种努力也只是使新加坡的出生率维持在人口自然替代率上下的水平（大约是 1.47，就是说每个母亲平均生育 1.47个小孩才能使人口增长为 0，低于这个数字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为了害怕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现日本那种“少子化”的现象，新加坡政府可谓不遗余力。刚刚独立的 60年代，新加坡政府的宣传口号是“一个不算少，两个刚刚好”，现在则是只差没有宣传“英雄母亲”了。
但新加坡的人口问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不同种族的出生率有着显著的差别：华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普遍晚婚、晚育甚至不育，因为要全力拚事业；马来人从习惯上普遍早婚、多育；印度人的普遍婚姻模式是男性先立业，然后娶个年轻的太太，但婚后也倾向于“自然生育”。
这种情况是最让政府感到忧虑的，因为会破坏原本的种族人口比例。但是基于新加坡特殊的种族环境，政府当然不能公开鼓励华人多生、限制其他种族生育，于是只好“曲线救国”，大力鼓动所谓的“精英人才”多生育，因为众所周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华人与其他种族的比例远远高于普遍人群的比例。但最近这种宣传有点过火，比如把焦点放在高学历而大龄未婚的女大学生、硕士、博士身上，好像她们就是造成人口出生率不高的罪魁祸首。
另外，李光耀提出的“精英人种论”（通俗点说就是“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的儿子就只能打洞了）虽然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但难免会被人批评为纳粹思想，而呼吁男士们要争取娶与自己学历相当甚至更高学历的妻子来“改良”下一代的基因，显然又与亚洲男性千百年来的沙文主义思想相悖。
新加坡增加人口的另一个方法是引进外国移民。巩俐更换国籍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吸引教育、收入、能力等各方面高于新加坡平均水平的人来定居，最终使得他们变更国籍。最近几年永久居民的审批收紧、公民和永久居民之间的待遇差别拉大，都反映了新加坡对于青壮年高素质人才的渴求，以及从十几年前的“照单全收”到现在的“看菜下单”的转变。尽管每年还是有很多被各种留学、劳务机构“骗”来，以为新加坡遍地是黄金或是身份证的人，但他们在一两年内就会感受到新加坡的现实—只有对新加坡有用的人才会被留下来，其他人在完成学业、或是该行业的人力缺口不大的情况下，立刻就会被“请”出去。
而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相比，因为有着扣税、买房、装修（政府组屋集体翻新的时候，公民和永久居民所需支付的费用往往是一两千和上万新元的差别）甚至就业（有些涉及到国防等领域的工作只有新加坡人能申请）方面的种种优惠，常令永久居民感到不平。新加坡政府正是利用这种不平，“威逼利诱”永久居民加入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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